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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区西去二百里，有曲阳县，自晚唐至金元千年间，以瓷器烧造闻名于世，因其地旧属定州，故名定瓷。

定瓷是唐、五代以来北方陶瓷的集大成者，其胎薄，其质坚，其色白，尤以美轮美奂的纹样装饰独树一帜，深得北宋文人士大夫的青睐，甚至首开官窑之风气，成为了北宋五大官窑（汝官哥钧定）中的老大哥，可惜因为金兵入侵，徽饮二帝被虏，南宋偏安，定窑逐渐湮没在了历史的烟尘之中，终成中国陶瓷史上的一段绝响。

万幸的是，1934年，时任北平大学工学院的叶麟趾教授在曲阳涧磁村附近发现了定窑遗址。随后几十年间，国家又数次组织专家对定窑遗址进行发掘研究，兼之几代陶瓷人的不懈努力，古老的定瓷烧造工艺终于再现人世，新定瓷遂成中外陶瓷收藏家追捧的珍品。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复活定瓷”运动中，一大批曲阳英才脱颖而出成为了大师级人物，比如众所周知的陈文增先生，而马会昌则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不但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定瓷传统烧制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更是国内外闻名的定瓷研究学者。

马会昌先生与其他定瓷匠师最大的不同是出身文保系统。

1985年，河北省文物局对定窑遗址进行了一次大规模发掘，刚刚走出校门的马会昌有幸进入了考古队，追随在时任业务副局长的刘世枢先生身边，做起了绘图和资料保管员，从而开始了他长达30余年的定瓷考古生涯。

到2009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曲阳县定窑遗址文保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再次联合发起定窑考古时，马会昌已经是定窑遗址文保所业务副所长了。那次考古，出土的完整和可复原标本多达十余吨，还揭开了定窑的四大历史谜团，可谓收获了历史性突破。在随后几年间，马会昌的众多专著和论文更是纷纷出版发表，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当代定窑研究领域的专家地位。

与定瓷结缘的三十多年间，马会昌醉心定瓷事业，深深扎根在古老的定瓷文化中，采集瓷片以断代，临摹纹饰以成书，同时奔走于国内各大名窑之间，体悟千年窑火不熄之奥秘，探索古定瓷烧造技术之精微，终于修成正果，被著名陶瓷专家、故宫博物院李辉炳老先生送了一个“瓷痴”的称号。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耿宝昌大师则说，“马会昌先生更是一位具有多方面全才的专业实践者，配料、制坯、刻划、制范，画图以及拔桩、看火等实践能力和手头功夫皆卓然，不同凡响。”

今年端午节，在一位朋友的引见下，我驱车来到曲阳县，在灵山镇辉岭村的家中，有幸见到了马会昌先生，并且一睹了马先生用古法烧造的定瓷风采，竟然与市场上所见的定瓷大有不同。

喜欢瓷器的朋友应该知道，定瓷以白釉为主，比如金代大才子刘祁所说的那句“定州花瓷瓯，颜色天下白”就是最好的证据。我们到市场上的定瓷店铺转一转，也会发现满室牙白。然而，马会昌先生的博古架上却是一片黑红。马先生解释说，黑色的是黑定，红色的是红定，也叫紫定，都是比白定好的精品。明代著名的《格古要论》就记载说，“有紫定色紫，有黑定色黑如漆，土具白，其价高于白定”，可见有色的定瓷更符合古代文人雅士的审美需求。

北宋的大文豪苏东坡曾经做过定州知府，当时正值定窑最为辉煌的时候，想必苏大学士的案头一定摆放过定瓷精品，他曾写诗说“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就是最好的证据。

马会昌先生为我解惑，说苏东坡诗中的花瓷，其实指的是定瓷的刻花装饰，而其质地如琢磨之后的红玉，显然是指红定。当然，北宋时期的红定不像大明朝永乐年间的红釉那么鲜亮，应该就是我们现在所烧制的酱色釉，如果颜色再深点，就是紫定。

怀抱马会昌先生烧造的黑釉梅瓶，我们来到小院中，太阳光洒落下来，照在梅瓶上，那种如漆的墨色竟让我无语形容。徐徐转动手中的梅瓶，远处的山脉、树木、房舍和我们的头像，犹如照相机鱼眼镜头拍摄下的图像，那种立体感，那种层次感，如逆光下的剪影呈爆炸状扑面而来。再次变换角度，我突然发现，那只梅瓶黑色釉面的更深层内，竟然透射出一层玫瑰红色的光晕，有着说不出的尊贵，有着道不清内涵。唉，我也只能望黑定而兴叹了！

这便是专家们常说的陶瓷艺术吗？如果你手中有一款马先生的红定茶盏，并且能够深深陶醉在红定美玉般的质感中，那你是不是正在穿越千年与大文豪苏东坡对话呢？遥想北宋时代的都城汴梁，当时的定瓷可是与“端砚、蜀锦、建州茶、洛阳花……”齐名的“天下第一品牌”（语出南宋太平老人所著的《袖中锦》），又会有多少达官贵人不惜为之一掷千金呢？也许，张择端笔下的《清明上河图》中，就会有专门出售定瓷的专营店铺吧？

从无限的遐思中回过神来，再次凝视马会昌先生那双纯净而深邃的眼睛时，我突然涌起了一种感动——这便是定瓷人，这便是承载着数千年陶瓷文化的定瓷大师呀！我不禁肃然起敬。

然而，在吃午饭时，马会昌先生很快就恢复了身为燕赵儿女的质朴与热情，不但频频举杯劝酒，还在酒酣之际两眼含泪地说：“中国的陶瓷文化博大精深，单说一个定窑，就永远说不完。这三十年的工作让我深深感受到，定瓷文化就像母亲的子宫，从唐朝到现在，孕育了无数的定瓷儿女，我不过是其中的一个